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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8 03:56:48

汪海波-湖北工程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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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

2023-07-03 16:14

(浏览量：)

姓名：汪海波职称：教授（二级）学位：博士职务：校长一、个人简介汪海波，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湖北工程学院党委常委、副书记、校长，湖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武汉市青年晨光科技计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审评中心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负责人，武汉市农副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审评专家，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杂志编委，Acta Biomaterialia ，Soft matter,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等杂志特邀审稿人。长期从事农副资源与天然产物的高值化利用及生物医学材料领域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湖北省、武汉市等各类纵横向科研项目2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EI收录论文40余篇，SCI一区或top论文12篇，授权发明专利6项，转化专利成果2项，获得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二、教育和工作经历 1989年—1993年，武汉轻工大学，油脂工程专业，学士； 1997年—2000年，河南工业大学，油脂与植物蛋白专业，硕士； 2002年—2004年，华中农业大学，农产品加工与储藏专业，博士； 1994年—2023年，武汉轻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教务处处长、副校长。期间：2005年-2007年，湖北省监利县副县长（挂职）; 2014年-2015年，国家粮食局科技发展司副处长（挂职）; 2023年—至今，湖北工程学院，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已是首条下一条：杨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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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大知名专家学者--汪海波教授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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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 1971年出生，工学博士，三级教授，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武汉市农副资源循环利用与新产品开发工程中心主任，湖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负责人、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入选武汉市晨光优秀青年科技计划，丰益优秀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汪海波教授长期从事农副资源天然产物化学、功能食品、功能材料等相关领域研究，聚焦基天然生物大分子的新颖生物功能材料设计和新产品开发，面向现代食品、医学美容、生物医药等行业的实际需求，提供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4项；获得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上一条：轻工大知名专家学者--丁斌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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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_百度百科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汪海波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11个义项）添加义项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汪海波播报讨论上传视频湖北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汪海波，1971年10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三级），硕士生导师。现任湖北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3]中文名汪海波学位/学历博士/研究生职业教师职称教授目录1人物履历2研究方向3社会任职4主要成就人物履历播报编辑曾任武汉轻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现任湖北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3-4]研究方向播报编辑农副资源天然产物化学、功能食品、新颖生物功能材料研究及新产品开发。 [1]社会任职播报编辑享受湖北省政府津贴专家，湖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和湖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入选武汉市青年科技晨光计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审评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审评专家，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杂志编委，Acta Biomaterialia ，Soft matter,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等杂志特邀审稿人。 [2]主要成就播报编辑长期从事农副资源与天然产物的高值化利用及胶原基生物医学材料领域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湖北省、武汉市等各类纵横向科研项目2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6项，转化专利成果2项，获得武汉市科技进步奖1项。 [2]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运动员没有天才只有努力向前——专访余依婷教练汪海波_腾讯新闻

运动员没有天才只有努力向前——专访余依婷教练汪海波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王悦阳）：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混合泳收获第五名，打破世界青年纪录；2023年福冈游泳世锦赛，收获世锦赛个人首枚奖牌；杭州亚运会拿到三枚金牌，并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运纪录。刚满18岁的她每一次亮相仿佛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她就是被外界誉为“天才少女”的余依婷。

　　但在余依婷的专职教练汪海波看来，没有任何一名运动员是所谓的“天才”，他们只是在游泳项目上具有一定的天赋，能取得优异成绩更多是因为运动员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并愿意为这个目标付出自己的努力。

汪海波和余依婷在国家队游泳馆合影

　　谈师徒：我是余依婷的“严父”

　　“我跟自己儿子相处的时间都没有和余依婷在一起的时间长。”在成为余依婷专职教练8年后，汪海波不免有了这样的感悟。

　　2015年，刚刚10岁的余依婷就跟随当时还在浙江省游泳二队当教练的汪海波开始训练，对于小时候的余依婷，汪海波说这个孩子确实有游泳天赋，“当时来的一批孩子我们做过最大摄氧量的测试，余依婷在女孩子当中成绩是最好的。”

　　在训练中，汪海波是一名严厉的教练，只要是他提出来的训练要求，余依婷都要不折不扣完成，余依婷的父母也说，汪教练的话有时候比父母说的更“管用”。在训练场之外，汪海波有时也要充当“父亲”的角色。

　　“2020年10月我和余依婷一起来到国家队，当时有点父女‘相依为命’的感觉，每天就是我和她两个人一起训练，晚上训练到6点，我要帮她按摩40分钟恢复，两个人再坐七点的班车回到国家队食堂吃饭，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

　　对于日复一日的训练，余依婷都会很好地完成教练的要求，汪海波说能进入国家队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但要想将天赋转变为成绩，都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有人问我带余依婷训练累不累，要说累确实每天都很辛苦。但有时也会觉得不累，因为小余包括其他孩子他们都有目标，都会积极配合教练的训练，从这一点来说也是不累，心不累。”

汪海波和余依婷在东京奥运会赛场

　　谈成绩：我要让余依婷每一步走得更扎实一些

　　东京奥运会，余依婷女子200米混合泳的成绩是2分09秒57，杭州亚运会，余依婷的夺冠成绩是2分07秒75，别看只是短短的2秒钟的提高，这对于高水平游泳运动员而言是来之不易的成绩。

　　在谈到余依婷的训练时，汪海波更多强调的是“细节”，并且要在日常训练中将各种细节化为自身的能力。很多人会认为教练在运动员迷茫时点拨一下就能让成绩飞速提升，在汪海波看来，这种点拨只起到“药引子”的作用，要想起到作用还需要运动员在平时的训练中养成习惯，就跟自然呼吸一样，“我能做的就是把训练计划做得更细致一些，让她每一步走得更扎实一些。”

　　在国家队里，除了有老教练的传帮带之外，包括汪海波在内的几位80后年轻教练员也会互通有无，全队一盘棋，年轻教练向老一辈教练学习，年轻教练之间则相互学习。

　　“在国家队每天训练结束后，我们几个年轻教练都会坐在一起喝茶，聊聊一天的训练，有时候能碰撞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第二天再去训练中改进，属于群策群力、取长补短。”

余依婷在福冈世锦赛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

　　谈巴黎：目标实现之前都是空谈

　　还有9个月的时间，巴黎奥运会就要拉开帷幕了，不断取得好成绩的余依婷也被更多人期待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奖牌甚至冲击金牌。作为教练的汪海波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每个人都有目标，但没做到之前都是空谈。

　　“明年2月份有多哈世锦赛，我希望余依婷能再游出2分07秒的成绩，并且能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多游出几次这个成绩，这样才可以说把水平保持住了，所以我不期待她有更大的提高，只要能稳定住就很好了。”

余依婷以2分07秒75的成绩获得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新华社图

　　话虽如此，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无论是领导的要求还是舆论的期待，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汪海波说他会扛下所有的压力，让余依婷轻松前进，“压力到我这里就可以了，我不会把压力给到余依婷，她只需要做好每天的训练。说到底训练和比赛还是我和余依婷两个人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每一天做好我们的工作，稳定住成绩，慢慢去提高，实现目标之前先不去吹牛。”

汪海波：不忘初心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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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不忘初心孜孜以求

2019-12-06

来源：《社科院专刊》2019年12月6日总第505期

作者：本报记者王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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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不忘初心孜孜以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海波

　　近日，年届九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海波的新书《中国经济70年》在京发布。在该书中，汪海波试图真实叙述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这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揭示二者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各个时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客观依据。

　　通过论述，汪海波总结认为，中国70年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开创的并在以后取得重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同时这个实践又充分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70年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划时代伟大胜利的全部含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70年》一书写作的指导思想，更贯穿了汪海波几十年的科研生涯。谈及此，汪海波十分感激他的两位恩师——漆琪生、苏星，是他们引导汪海波进入《资本论》的世界，开启了他60余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

　　“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我认真学习《资本论》，这让我受益匪浅，《资本论》极大地训练了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还有一本书对汪海波影响很大，那就是在私塾里学习的《古文观止》，该书培养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写作旺盛时期能一蹴而就，无需修改。在汪海波看来，抽象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两种能力，学者要会思考，也要善表达。

　　60余年间，汪海波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完成了《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效益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和《汪海波文集》（第1—12卷）等多部著作，发表了《对党的经济纲领之史的考察》《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问题和对策》《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等数百篇学术论文。

　　坚持、坚守，皆源于他对科研工作的热爱、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自1950年上大学开始，汪海波便没有了周末和节假日，哪怕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也是如此。现在，汪海波每天都坚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继续坚持他所热爱的研究事业。

　　汪海波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既符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中国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中心的需要，是一项庄严的历史使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应该为其出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完全推倒重来。

　　“从事研究工作一定要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千万不能把时间放在别人讲过的内容上。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汪海波进一步说道，因为现象和本质不一致，科学揭露事物的本质就要求创新，此自觉性拥有与否，结果大不相同。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汪海波勉励青年学者要努力勤奋，要节约时间、爱惜时间，千方百计培养抽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外文和数学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青年学者要立大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汪海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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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014年12月12日10:31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原标题：汪海波：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变了以经济依附、布局畸形和技术落后为主要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业结构。但它并不是持续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近代社会以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市场取向改革大大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得我国迈上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步入了现代化。但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也不能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致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推进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体制转型。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4)05-0077-07［收稿日期］2014-07-10

　　［作者简介］汪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奔涌炀�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相互促进的战略措施。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的有效的

　　促进产业升级的体制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其集中表现就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以经济依附、技术落后和布局畸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

　　但历史同时表明，这种体制并不能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体制基本特征是政企、政事、政资合一的。政府不仅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全部运行，而且直接管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配置者。

　　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但除了那些没有货币化的自然资源以外，各项生产要素也都是以货币计价的。这样，以货币形态展示的各项生产要素仍然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起点，并决定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掌握这种货币形态的投资，就成为它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手段，也是它成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配置者的主要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投资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部分。1953年，政府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等投资分别依次占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83��7%、0%、0%和16��3%，1978年四者的占比分别依次转变为62��2%、1��7%、4��2%和31��9%。［1］可见，尽管1978年政府投资的占比比1953年大大下降了，但仍占了投资总额的大部分。如果再考虑到贷款和利用外资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自筹等投资也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又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所以，总体说来，这期间的投资都是政府投放的或由政府控制的。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者。

　　政府在配置社会生产资源方面自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它本身蕴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必然使得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凝固化，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的卖方市场常态化，基本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和经济增长速度强烈波动的周期化、效益（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的低度化。这一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企业和社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而且严重破坏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买方市场和经济比例关系大体协调）和源泉（效益提高）。这同时意味着大大阻碍了产业升级，因为技术进步正是产业升级的技术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有效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集中表现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近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第一、二、三产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的依次演变。这种主体地位有两重含义：一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二是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为大部分，超过1/2。这可以称做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或者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到1/2，但占了相对大的部分，这可以称之为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

　　显然，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超过50%。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但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最多也只有40%左右，是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导致这种差别的最重要因素是：一是在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比第二产业大，前者的起点比后者高。二是相对农业社会中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关联度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关联度要大得多。这样，工业的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技术水平不仅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还超过第三产业，因而其增速不仅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社会需求面广，行业多，进入门槛低，其增速不仅会继续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二产业。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二产业不可能达到绝对意义的主体地位，而只能达到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则会上升到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历史起点高。低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1965-2011年间，由40��87%上升到53��09%。可以大体把1965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工业化起点的数字。高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是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1970-2010年间由55��68%上升到74��03%。［2］可以大体把1970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现代化起点的数字。这样，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占比就要比工业化起点高出14��81个百分点。第二，更为重要因素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而知识经济在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比第一二产业要大得多。这就必要导致前者增速比后者大得多。

　　当代低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事实，从一个时段上（即工业化初期阶段）证实了上述规律的作用。1980-2011年，世界低收入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依次由37��52%下降到26��68%，由19��30%上升23��94%，由43��19%上升到49��39%。在这30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36个百分点，上升0��15个百分点，上升0��20个百分点。［3］客观规律作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性、长期性和普遍性。［4］据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整个世界低收入国家在长达30多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事实是上述基本规律的反映。

　　但在1952-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51��0%下降到28��2%，由20��8%上升到47��9%（其中工业由17��6%上升到44��1%，建筑业由3��2%上升到3��8%），由28��2%不正常地下降到23��9%。在这26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87个百分点，上升1��0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上升1��01个百分点，建筑业上升0��02个百分点），下降0��16个百分点。［5］

　　将上述两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在这两个时限内，我国农业年均下降值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出0��51个百分点，工业年均上升值要高出0��86个百分点，服务业年均值我国下降而低收入国家上升。诚然，以上两组数据在年代起终点、第一二三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的基数和统计口径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具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就二者都是低收入国家（这是决定产业结构层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以及起终点的延续时间相近（二者分别为26年和31年）而且较长（都在25年以上）这些重要方面来说，又具有较大可比性。这表明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明显偏离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

　　但乍一看来，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下降和第二产业占比上升是合乎上述产业结构升级规律要求的。诚然，从总得变化趋势看是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在于：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和工业占比上升都过大了。而上述规律只是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变化的总趋势，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三者变化多少是合适的问题。在这方面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揭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他曾就此说过：“超越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6］但在1953-1978年期间，按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生产的农业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2%，按每个生产粮食的劳动者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还只有0��6%。而这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速高达7��9%，分别为前二者的6��6倍和13��2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竟然为11��3%，分别为前二者的9��4倍和18��8倍。［7］显然，这期间由工业的增速过快导致的社会经济总量增速过快以及工业和社会经济总量的过度扩张，是明显偏离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规律的要求。至于第三产业占比的趋势下降，更是由于工业增速过快造成的。而这一切的终极根源又是计划经济体制。

　　二、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规体制也不是

　　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19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大大推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显示了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把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中等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做一对比。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3年的10��0%，由47��9%下降到43��9%，由23��9%上升到46��1%。［8］而中等收入国家在1965-2011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分别由28��22%下降到10��03%，工业占比由30��40%上升到36��87%，服务业等占比由40��87%上升到53��0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三者的占比分别由25��24%下降到7��99%，由32��85上升到38��53%，由41��36%上升到53��48%。［9］

　　就这期间我国与中等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来说，农业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低出0��02个百分点到低出0��03个百分点，相差甚微。在这方面显示出高度一致。但工业和服务业等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高出13��7个百分点缩小到0��14个百分点，由低出16��97个百分点缩小到6��99个百分点。表面看来，似乎在这方面我国同中等收入国家差距很大，但考虑到改革前工业占比过大，服务业占比过小的情况，宁可说这两方面占比都是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合理回归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这种对比可以从整体上说明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已经充分体现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的特点。

　　第二，这期间我国产业升级还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特点。

　　（一）现代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上升到绝对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改革以来，第三产业的占比不仅一改此前不正常的下降的局面，而是走向上升，并于2013年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在迈向现代化生产方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

　　（二）高技术产业是现代化生产最重要的载体。我国高技术产值增长很快。2001-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5%上升到12��7%。［10］此后还有进一步增长。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生产的发展，都是同研发人员、PCT专利、研发经费和创新指数这些发展现代化生产的最主要资源的增长直接相联系的。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6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PCT专利申请量达到21516件，占世界总量10��05%，超过德国仅低于美国和日本；研发强度达到2��09；创新能力指数从新世纪初的第38位上升到20位。［11］

　　（三）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列入我国现代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因为它是同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相联系的，而且因为它也是由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是运用现代技术的，并受现代文化观念的支配。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发挥我国的独特优势，加速其本身的发展，有望迅速成长为支柱产业，而且可以推动整个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10-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1083亿元增长到21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7%上升到3��7%。

　　（四）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早就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我国陆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充裕，相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来说要充分得多。我国海岸线很长，海洋资源丰富，也是有效运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广阔场所。海洋产业必然成为我国现代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在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4313亿元，比上年增长7��6%，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12］

　　（五）环保产业是最具时代特征的现代产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系统的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地运用。［13］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将这个理论付之实践，并取得了重大发展，已初具规模。据测算，到“十一五”结束时的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8��6%。［14］预期“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还有更大的发展。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产值将达到4��5万元，成为新的支柱产业。［15］

　　（六）实践证明，信息产业对其它产业具有极强的融合力。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虽不具有这样强的融合力，但其融合力也不能低估。这样，我国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就意味着这三种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提出和实施信息化与其它产业融合的同时，似乎还需要提出和实施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

　　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在循着现代化方向前进方面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5%、7��3%和7��8%。这表明第一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继续上升。这个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49%，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1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0��5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要高3个百分点左右。［16］

　　但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还存在诸多重大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农业基础不稳，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性很弱。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就农业而言，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基本实现了综合机械化。而我国直到2013年也只达到59%。这就从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制约了农业的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及其劳动生产中的提高，使得农业的基础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自己手中，而我国则大部分掌握在外人手中。近几年，世界上20个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其中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而我国只有40%左右。［17］我国的PCT专利申请是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研发强度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均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尽管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但它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2010年为74��0%），也不仅大大低于和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1年为53��48%），而且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为53��09%）和低收入国家（2011年为49��3%）。我国不仅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且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占比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当前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为70%；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国服务比重只有46%。［18］

　　从主要方面来说，这些问题突出反映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亟需沿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其中部分地包含了产业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当然，产业结构层次低和不协调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前者需要通过升级来解决，后者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者发生的主要根源都是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以致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体制。

　　其集中表现仍然是在投资方面。但当前只有国家预算资金的统计，而无同时涵盖国家预算外资金的完整的政府投资的统计。但在这方面改革前后是有重大差别的。改革前的政府投资主要就是预算资金，预算外自筹资金少到可以略而不论。而改革后预算外自筹资金投资增加快，总量大，甚至超过预算资金。这就必须同时计算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自筹资金。

　　据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立峰研究员测算，在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09675亿元中，政府投资（包括政府预算投资和预算外自筹投资）占19��3%，企业投资占47��1%，银行贷款占12��6%，利用外资占1��1%，其它资金占19��3%。将这个数字和上述1978年的数字对比，可以清楚看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由62��2%下降到19��3%，企业等投资由37��8%上升到80��7%。这个变化集中地反映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并由此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但在我国当前政企、政事、政资还没有完全分开的条件下，政府为了扩大投资，不仅可以在某种限度内动用财政资金，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信贷资金的投放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扩张。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为117253��52元，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来源总额为1024067亿元，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为124558��1亿元，三者分别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09675亿元的28��6%、249��9%和30��4%。［19］因此，政府投资在我国全社会投资中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作用还会超出上述19��3%的范围。

　　但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投资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还是存在的。而更严重的问题还是：尽管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总趋势是弱化的，但有时又显示出强化。

　　这突出表现1998-2008年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由波峰年1992年的14��2%下降到9��3%，趋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低谷。而这年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巨大冲击，到1998年第一二季度才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持续下降到7��6%和7��2%。这种双重打压的叠加效应使我国经济面临过度下滑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98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是由于这项政策的实行，才阻止了我国经济增速的过渡下滑，1998-2002年还相继分别赢得了7��8%、7��6%、8��4%、8��3%和9��1%的增速。问题是2003-2004年经济增速又上升到10��0%和10��1%，已经显示出经济偏热。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一直延续到2005年，以至2007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4��2%，又一次陷入了经济过热。显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过度延长，把原来属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这次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既然经济已经过热，2008年经济增速下降就是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必然发生的客观发展过程。这是2008年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又发生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又是一次叠加效应，虽然它不是这次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2008年的经济增速就由2007年的高峰猛降到9��6%，2009年第一季度增速甚至下降到6��6%。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启动了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过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这相当于2008年2009年这两年国家预算投资20639亿元的1��9倍。［20］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过度反映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但在导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以及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建设和产能过剩，固化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加重经济结构失衡和环境污染乃至贪污腐败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前所述，这种投资膨胀主要是由政资还未完全分开，政府还拥有强大的资源，以致投资膨胀机制虽有削弱，但并没有根除。当然，这一点同其它因素也有关系。第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未完成以前，政府在客观上始终面临赶超经济发达国家的压力。这意味着速度始终是政府需要十分重视的。

　　第二，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错误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主要是：1�痹诖�理效益、比例和速度这些决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时，实际上还是把速度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但在客观上，在三者关系中，效益是速度的基础。显然，如果是低效益甚至无效益，再高的速度不仅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更谈不上持久。比例是速度的前提。如果由于速度高导致比例不协调，速度也难以实现，更不能够持续。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持经济比例协调在公有制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写道：“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21］当然，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福祉、扩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轻视速度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但速度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基础，以经济比例关系协调为前提。［22］

　　2�痹诰�济效益本身的认识上，实际上也存在诸多片面性。最明显的是：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在经济效益的认识上也不全面，往往注意价值方面的效益，而忽视使用价值方面的效益。但既然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考察经济效益，就不能只限于价值方面，而必须同时注意使用价值方面。更何况尽管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效益提高原因的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二者效益变化形态是有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商品的价值量“与这种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23］这样，在注意价值方面的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注意使用价值方面的效益提高就更为必要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从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方面（使用价值效益还要包括其质和量的两方面）考察经济效益，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的GDP是增长了54%，而人均国民财富增长了34%，中间差了二十个百分点左右。但这期间美国人均的GDP是增长了8��1%，而人均国民财富却增长了10%。200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美元，中国只有2��3万亿美元，差距是5��8倍；美国全部国民财富是217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25万亿美元，差距是8��7倍。见2014年4月14日经济参考报。说明：马克思说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里也是将国民财富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当做同义语使用的.

　　在考察价值方面的效益提高上也存在片面性。这不只表现在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的经济效益；而且表现在忽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水份。我国存在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大量的产能过剩，其真实的价值量是要大打折扣的。

　　3�痹谌范�年度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时，在客观上令人感到似乎就决定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宏观经济调控。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就是1958年主观主义地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在1957年产钢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到700万吨。当然，改革以来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显著改善。但也没有根本转变。2008年确定的4万亿投资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事例。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来说，年度的现实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决定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各个年度的现实增长率可以适当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前者是必然围绕后者这个中心波动的；否则就会引起强烈的周期波动。［24］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依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客观要求，并参照年度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要区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下行阶段）适度调高或调低经济增速，而不能过于脱离潜在经济增长率；否则，不仅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且会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强度。这是已为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第三，由客观和主观的矛盾导致的认识上的错误。2008年启动4万亿投资是同当时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夸大直接相关的。一是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说成是近百年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但在实际上这次危机尽管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严重性远不能与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二是把这次经济危机夸大成我国2008年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但如前所述，其主要原因是由2007年经济过热导致的经济周期下行造成的。

　　以上是从总体上分析政府的投资膨胀机制发展趋势的。但如果仅就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来说，它不仅没有得到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主要由于：第一，当前地方政府拥有或事实上拥有大量的国有资源，但预算软约束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第二，地方政府承担着扩大就业和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压力。1994年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并未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问题。这就大大增强了这种压力。第三，多年来事实上存在的“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是论的干部考核制度，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动力。第四，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客观上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这样，地方政府以其拥有或事实上拥有巨大资源，势必成为我国当前市场中的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正是这一切就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这一点在新世纪以来土地财政兴起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是上述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197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多年，尽管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已有显著改变，但并未根本改变；低水平的过多重复生产和建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产能过剩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止，甚至还有蔓延；经济周期虽然实现了由强波（或超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到轻波周期的转变，而且经济周期波动的频率仍然很高，改革前后各为5次；科学技术虽有巨大进步，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的面貌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切都表明：现存的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体制不是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升级的体制。

　　但要做到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以期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方式。这就意味着它也是最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所以，如果因为当前我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否定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完全站不住的。当然，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应有之意，是其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因强调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应有地位，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推进科技创新战略也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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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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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之道思想

发布时间：201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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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围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心展开的，大体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阐明了其意义。第三部分指明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根本立场、基本观念和原则。第四部分分析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条件。这样，就提出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一《讲话》第一部分从我国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出发，论述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这是对客观现实的精准反映。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正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回归，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换，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全面建成小康的问题。这种复杂性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诚然，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以及环境由污染到治理的转变。但他们是在两三百年（就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来说）或一两百年（就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来说）的长时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我国都要在几十年的短时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因素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的集中和叠加，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但这样说，并不否定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矛盾的集中和叠加与发展战略机遇期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二者也是矛盾的统一关系。这些矛盾解决得好，就可以充分发挥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作用。否则就不能发挥这种作用，甚至会丧失这个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形势的复杂性也是中外经济史上未有的。就中国古代经济史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发生过在保持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了作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实行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但它只是涉及到在奴隶人身解放和地租形式的改变（由劳役地租转变到实物地租）。在西方近代经济史上，也发生过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了其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现代的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市场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则不然。第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运行机制的根本改变。第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同时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发生重大变化，混合所有制将成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形式。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国有制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同时要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国有经济集中有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同时要“抓大放小”，把国有经济集中到具有规模效益并能引领社会技术进步的大企业。这是其一。其二，国有企业也不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是要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公司化的改造，其内部治理结构也要按照公司制要求进行相应变革。其四，国有资产管理要实行监管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原来管人财物、供产销到管资本的转变。以上四点都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就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本身来说的复杂性。第四，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能孤立的进行，它是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为条件的。当然，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这样，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成为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是简而易行的事。不仅如此，伴随改革的进展，这种复杂性还会大大增强。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随着改革的推进，其难度和复杂性大大增长。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是对一般行业企业进行改革，后是对垄断行业的企业进行改革；价格改革先是对产品价格进行改革，后是对生产要素价格进行改革。在这两种改革中，随后的改革都比前行的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其涉及的经济关系也要复杂得多。第二，伴随改革的进展，需要兼顾各个经济主体的诉求，这就必然使得改革复杂化。第三，当前改革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很严峻。不仅食品、药品和生产安全问题异常尖锐，而且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问题也暴露得很明显，存在系统的经济风险。第四，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改革并不局限经济体制，而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所有这一切，不仅使得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是历史上任何体制改革不可比拟的，而且比改革初期也异常地加大了。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面对的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的形势是极为复杂的。面对的国外经济形势亦复如此。这一点是同我国和世界各国两方面的特点相联系的。如果只是局限后一方面，而忽视前一方面就难以得到充分说明。就我国来说，已从改革初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小国地位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由此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第一，在对外贸易方面，继续在总量方面保持居于世界前列的同时，其结构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重型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产品（如高铁和通讯卫星）占比以及服务业占比上升。第二，不仅在引进外资方面继续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在对外投资方面也跃升到世界前列。第三，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也上升到世界前列。人民币在贸易融资方面已成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也上升到世界前列。2014年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高达6.6万亿元。2015年12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其权重为10.92%，居美元、欧元之后，居第三位。这表明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官方储备货币。第四，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在这个领域中的反映。这样，伴随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就意味着中国在主导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在上升。前者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主义的色彩，其特点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后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倡导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同时，世界各国在发展对外经济方面也出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就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涉及的范围内来说，几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发展趋势；就发展这种关系的物质内容来说，不仅包括产品和服务，而且包括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实体经济，而且包括虚拟经济；就发展这种关系的经济性质来说，主要有四种经济类型的国家。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经济发达国家。其最重要主体是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以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三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四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这四种类型的国家奉行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别。按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来说，它必须奉行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这就是中国一贯倡导和奉行的原则。就经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来说，即使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它仍会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在国家之间推行旨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为贯彻实行这种政策，甚至不惜在局部范围内采取军事手段。本世纪初先后相继发生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一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其发生的原因除了各国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外，就是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的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的产物。当然，经济发达国家推行这种政策从来都是以实力为依据的。这样，由于它们实力的差别，各国在推行这种政策的强度方面有明显差别。这一点在当前实力强大得多的美国与相对较强的英国、法国、德国之间就表现很清楚。简要概括说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国家的可以奉行适应商品经济一般要求的平等合作的政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但中国面临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复杂性，不仅一般地表现为要面对这几种性质不同的国家，特别地表现为作为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之间的关系。二者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外经济政策是有根本差别的。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也具有复杂性，即与对抗性同时存在的还有非对抗性的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不仅和平而且发展都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二是在上世纪下半期以来，以治理环境污染和应对世界气候变化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正在进一步付之实践。三是以本世纪初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为标志，反对恐怖主义袭击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在这三方面美国政府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是有共同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处理得当，再加上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有可能抑制矛盾对抗性一面，发展非对抗性一面，使美国政府在某种限度内适应我国的对外政策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经济关系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正是体现了这种勇气和智慧。所以，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也面临着来自我国本身国际两方面因素的叠加。这种叠加就使得我国同时面临着及其复杂的对外经济关系。显然，在面对及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十分重要的。二《讲话》第二部分在精辟地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以后，指出“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在这里指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内容极为丰富。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它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于它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从根本上揭示了被国际上普遍誉为经济奇迹的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谜底。这个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结合，发展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之点有三：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在政治路线方面，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此前一个长期内（1957-1978年）存在的超越这个阶段的“左”的路线。三是在组织路线方面依据唯物论的实践论（主要依据长期工作实践的表现）和群众路线精确选择党的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这不仅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路线得到坚持，而且可以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得包括发展在内的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陈云指出比较方法是体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研究方法，强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据此，只要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做一比较，对这个问题就可以很清楚，苏联共产党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解体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党的本身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而且在经济改革发展方面取得了世界现代史上的奇迹！可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三《讲话》第三部分指明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新的发展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讲话》这部分内容创立了发展和改革的众多重要方面。第一，新的发展理念。改革以来，党在发展理念方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一是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二是2001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四是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这次《讲话》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前三次发展理念的继承和最大发展。其继承明显表现在协调、绿色和共享三个方面，其发展则突出表现创新、开放两方面。把创新提升到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位，首先是突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一时代特征。如果不说原始社会，那么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虽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它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力要素。到了工业经济时代，科学则直接成为生产力要素。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又跃升到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比以往时代无可比拟地加快了，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作用力度也无可比拟地增强了。把创新提升到新的发展理念的首位，同时也突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以及实现经济由大变强的迫切需要。我国不仅已经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而且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大而不强，其制约的关键要素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但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反映了当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拥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数量巨大，制造业体系完整，科技创新园和现代大型实验室的发展，产学研的联系趋于紧密等。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意味着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根本因素的原理。从这些方面说，把创新提高新发展理念的首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但这里所说的创新并不限于科技自主创新方面，还包括由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必然要求和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以及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和业态等方面的创新。就党的文件看，把开放作为发展理念提出来，也是第一次。这是同开放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联系的。一般说来，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化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化时代，开放对各国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但在我国现阶段它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国成为经济大国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条件下，实行并扩大开放，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促进我国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而且我国现阶段在人才、制造业、外汇、人民币国际化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经验积累等方面还拥有众多有利条件。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面临着各种国际的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这是其一。其二，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国，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国际责任化也大大加强了。因此，把开放作为新的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新国情和时代新特征相结合的典范。但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性质既根本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对外开放，也根本区别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开放。在当代存在的四种经济类型的对外开放中，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性质与其它三种经济类型的对外开放也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别（已见前述）。这种区别是不容抹煞的。但当前国际上一种论调，把我国在非洲实行的对外开放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这实际上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多次发生的市场经济姓“资”的谬论，在当代世界开放中翻版，即认为开放都是姓“殖”的，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但在理论上说来，它既否定了开放这一经济范畴的一般性，又否定了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就一般性说来，开放作为社会生产资源在国际领域中的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在对外经济经济关系方面的延伸，同时也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结果的国际分工发展的产物。就特殊性说来，开放总是同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比如，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对外开放就具有侵略性质，就是殖民主义。而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延伸。其基本特征是主张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它不仅根本区别殖民主义，而且要通过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逐步遏止乃至最终消除以往时代留下的殖民主义或殖民主义残余。当然，这是一个同美国为首的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反腐博弈甚至尖锐斗争才能实现的过程，是需要的许多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可见，无论从开放一般来说，或者从开放特殊来说，把我国在非洲实行的开放政策说成是“新殖民主义”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第二，《讲话》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上功名，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个论述既指明了当前这方面研究的正确方向，又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这里涉及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矛盾统一关系。首先，必须肯定，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理论，是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继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他在列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取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许多资本主义同时进行方能取得胜利的理论）之后，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而且必须存在市场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有制社会商品生产必然消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据此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存在任何联系，从而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存在任何矛盾，并不符合我国改革实践。从哲学意义上，“差异就是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显然存在矛盾。再进一步就市场经济一般来说，还会明显看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就是作为这种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调节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这种价格机制必然导致参与市场各主体之间发生盈亏的差别。这一点在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股票价格的决定上尤为突出。这种差别又会导致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贫富差别。这是其一；其二，部分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权钱交易。而权钱交易从一般意义上说与市场经济中交换原则是相通的。其三，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总是以逐利为目的。从一般意义上这一点也是与以一切向钱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通的。可见，即使只从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它也为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当然，这只是可能性。再具体到我国转轨时期的市场特殊来说，那么这种可能性还有滑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性。其矛盾就更为突出。当前这种现实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领域中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领域中严重的贪污腐败和思想领域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这种现实危险性是同我国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特点相联系的。第一，改革的复杂性（详见前述）。第二，改革的艰巨性。改革的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改革的艰巨性。而且，改革阻力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并呈现加大的趋势。在改革起始阶段，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以及反映这一体制利益要求的群体。伴随改革的进展，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群体。毫无疑问，改革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他们都是改革的获利者。但在改革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借助改革的不完善之处，采取合法、半合法和全非法手段，获得巨额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成为暴富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是维护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现状。这种现状正是巩固和增强他们既得特殊利益所必需的经济环境。比如，那些借助侵占国有资产、贪污腐败、操纵股市和走私等而致暴富的人群就是这样。而且，伴随改革的进展，这些人群会成为改革最强大的阻力。显然，这是形成改革艰巨性的一个极重要因素。第三，改革的长期性。要成功地进行这种改革，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有正确反映改革规律客观要求的党的政策指导，以及实现这一要求的法律保障。而人类认真客观规律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把这种正确认识上升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层面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这种认识过程同时又意味着改革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失误又是进一步拉长改革时限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拉长改革进程方面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使得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危险性。如前所述，改革长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的。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危险性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在改革长期造成的后果上。这种长期性必然使得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长期存在。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状态正是鲸吞公有生产、寻租盛行、投机猖獗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泛滥最有利的生态环境。因而也是暴富群体得以壮大的最有利的生态环境。显然，这种群体的壮大就意味着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性。但这只是说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现实危险性，而不是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改革走向的客观必然性。决定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三条主要规律。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改革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强有力也推动了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诚然，当前我国经济中也存在众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效益较低、科技创新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面貌虽然都有显著变化，但并未根本改观。但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致改革后的经济发展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奇迹”，这正是改革强大生命力所在。第二，人民群众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规律。而改革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人民福祉。人民分享的这种丰硕的改革成果，是他们拥护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改革持续向前推进、不可逆转的主要力量。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规律，主要是作为其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毛泽东说过：“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适应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要求的。但实现这一点主要决定于科学的理论和路线指导。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正是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它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规律作用的特殊表现。可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殊来说，它不仅不等于资本主义，而且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二者并不是对抗性矛盾。不仅如此，它还同社会主义本质还有一致的一面，并且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强有力的工具。按照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总结。”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最有效地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讲话》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国内外存在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固然是不正确的，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和其它各种社会原因，在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上都远没有到位。比如，在抑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上，不仅在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上没有到位，在遏止市场经济在这方面的负作用上也没有到位。再如，在推动科技创新上，不仅市场经济在这方面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半计划状态在这方面的负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因此，《讲话》强调“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好”，是完全切中时弊的。四《讲话》第四部分精辟地揭示了中国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故乡的社会根源。《讲话》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讲话》首先的科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科学总结。世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史表明：一般说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包括社会实践的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需要、认识源泉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亦会如此。《共产党宣言》在论到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时曾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个分析表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发表是源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的实践需要。列宁在1902年《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见，在列宁看来，在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俄国。这样，适应这种革命的需要，俄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列宁主义的故乡。历史表明：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总结，并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需要。邓小平在上世纪后半期开创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需要。显然，《讲话》提出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基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讲话》还深刻分析了实现这一任务的世界独有的有利条件。《讲话》同时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界发出的号召和动员令。每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学者都需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所做的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推向前进。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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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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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8-9

页数: 472

定价: 16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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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波文集（全十卷）

作者:

汪海波

出版社:

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年: 2011-6

页数: 10

定价: 980.00元

ISBN: 97875096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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